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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呼告

2000-10-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米沙 我有话说

卡诺里:用不着害怕他们,他们没有办法。

索比埃:我害怕是我自己。

——萨特《死无葬生之地·第一幕第一场》

思考和生活一样首先是一种自我的挣扎,其结果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的一种最终选择。

几年前自己就坐在小剧场的中听着题头的那段戏剧对白,面对四面的墙壁,但是这墙壁不能够给你任何的安全庇护,因为那墙壁是舞台背景——纵横的铁栅栏。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拯救那些忠诚和背叛之间选择的人——这是你自己渴望获得的,然而,它在所处之境中变得喑哑。而现在读《旷野呼告》感觉再次从那里开始。

在《旷野呼告》中舍斯托夫始终把自我堕入绝望之境的克尔凯郭尔的呼告,作为自己的思考的引导,或者说是一种映衬背景声。舍斯托夫希望自己所存在的这个世界能够突破理性和伦理的束缚,进入到一个具有感性的生命观的思考境界中。作为一个哲学家,舍斯托夫竟然感性的把自己哲学思考的最佳状态认定为是“绝望”状态。这与一般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艰难,甚至是一种近乎于疯癫状态的乱语。

我想,舍斯托夫能够把信仰中的上帝和呼告着的克尔凯郭尔放置在同一思考平面上,是力图在分解出克尔凯郭尔思想所探求的那种真。此真,具有一种老庄的虚无之真。“一无所知的状态,摆脱知识的自由状态是人类解放的开始。”

思想者,无论是在克尔凯郭尔还是在舍斯托夫,都已经放弃思考的矜持和所谓的至高位置。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者如果仅仅是在自己的思想庄园中进行低吟潜唱,都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哲学。舍斯托夫始终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思考比拟为“旷野的呼告”,恰恰在于他认识到一个偏离哲学正统轨道的思考境界。他们在旷野上赤裸着身体,踯躅徘徊,成了一个思想的乞丐。绝望是他们手中的扶杖。他们把信仰的上帝也放置在同人一样受苦的位置。因为他们的哲学观中所包含的宗教性命题,虽然是其进行一切哲学思考的基础,然而,他们把全部的哲学思考最终归还给平淡的生活。

更为重要的他们二人进行思考,都选择了一种相同的精神状态,即一种所谓“绝望”的精神状态。绝望,从人的肉体上而言,似乎充满了一种苦涩而艰难的体验,而从人的内在精神意识而言,绝望往往会带给人一种澄明的思考之境。绝望,既没有蠢蠢欲动的欲望的纠缠,同样也没有执著的信念支撑。这是一种中间状态,很短暂的中间状态。

凡俗的人很难把握和进入到这种中间状态中,只有思考的哲学家才会从混沌的生活现象和彷徨的精神意识中,为思考剥离或者划分出澄明。是的,绝望的瓶颈就把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在紧紧扼住我们自己咽喉的同时真实的感觉什么是生命。放弃掉那些所谓的解释和执著的忠诚,还有除掉那些没有穷尽的规范,我们究竟还剩下多少的算是永恒的东西?

我们并不害怕信仰具有何种沉重的负担,我们所害怕的是信仰带给自己的“忠诚与背叛”的艰难选择,这种选择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摆脱的,我们唯一所能够加以承当的,似乎只有重新返回到原来的起点,同所有的人一同接受理性而规范的教导。

但是,过于把自己放置在生活的边缘状态,这对哲学思考是一种有益的把握状态,而对人真实的生活绝然是巨大的考验。一般的人愿意自己的思想周游在唯一的“信仰”的直线上,因为那存在着一种幻想的稳定。即使在实际的全部过程都处于一种担心偏离背叛的惊恐和颤栗中间。

生命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生命只有在一个立体的平面中,才能够获得完整而自由的理解。舍斯托夫如此说,“当我们由平面几何转入立体几何时,当我们用新的一维把平面变成空间时,在二维平面上不可能的事就成为可能的了:从同一点可以画出无数条垂直线,于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被人遗忘而且自我遗忘的直线同那条独享组成两个相邻角,成为一定点的几何位置等权利的令人羡慕的‘唯一’的直线‘等价齐观’了。任何理解,任何知识——任何理解都在平面中流动,由其本质的决定的害怕新的一维,竭尽全力把人类的——它认为太人类化的——‘讥笑,哭泣,诅咒’锲入这个平面。相反,后者却要冲破‘intelligere’欲置它们于死地的平面,奔向同‘intelligere’势不两立的自由。”

处于边缘就必然承受偏离大众的孤独。无需回避舍斯托夫的这种孤独,但我们不应当把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看作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同上帝和神的纯粹的对话。事实上,如果我们努力从中寻找思想者的思考理路,我们可以发现思想者的思想根基仍然是扎根在现实基础上,并且是扎根在那些最脆弱的生命个体上面的。在舍斯托夫的一个重要的思考命题就是一个生命个体如何面对大众,如何面对在理性和伦理所支撑的大众群体。对于舍斯托夫,个体的“我”的含义是丰富的,它包含了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生存在一种被大众的思想所困扰着的人们。作为一个永恒的反对思辨的思想者,舍斯托夫所理解的生命个体的生存是充满自由的诗情的。这是处于大众的包围之下所不能够给与的。尽管大众的包围能够给一个生命个体一种通俗的安全庇护,然而以自由价值的丧失为代价,这种庇护究竟保持有多少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在舍斯托夫而言,“我们”完全是一个缺乏生命气息的概念词汇,至少他反对把独立的个体的“我”等加起来的,一个具有规范性的整体对于他而言是缺乏思考的价值的。思想者就是要面对现实中有着种种负重的个体。

记得学者周国平在一篇哲学随笔中说,自己愿意选择做一个父亲,而放弃做一个哲学家,尽管这是一个哲学贫瘠的时代。可是,或许这个时代更加需要父亲这样的真爱加以关照。事实上,哲学和生活是一致的。我想,一个更愿意做父亲的哲学家不但不会失却他自有的哲学身份,相反能够拥有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所没有的东西。正如舍斯托夫选择了在旷野上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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